难忘粮店

文/张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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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从哪来？当然得用粮食做。城市里种不了庄稼，城市里的人吃的都是商品粮。什么是商品粮？商品粮是三十多年前统购统销时期从商店里买的粮食。

早在三十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里专门卖粮食的商店就叫粮店。家家户户在户口所在地附近的指定粮店里购买定量供应的口粮，每个月至少要光顾粮店几次。

本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经历过节粮度荒的饥馑年代，从小生活在大城市，家境勉强说得过去。虽然小时候供应紧张，商品奇缺，生活条件普遍不好，但不曾挨过饿，吃好吃歹，总能吃饱。年长以后，接触的人多了，读的书多了，看到的、听到的那个时代国人的困境让我心颤。许多回忆文章记述的情景惨不忍睹，无论数字和情节是否准确，六七十年代不敢说饿殍遍地、难民成群，但吃树皮、啃野菜的情况应该是屡见不鲜。我问过几个西北地区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真正能吃上饱饭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小时候是经常挨饿的。

20世纪70年代，城乡差别之大让人瞠目，但最主要的标志还是吃饭问题，经济再萧条，城市居民总还有商品粮可吃。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居民根据从事的不同职业、不同工种定量供应，人无论穷富，钱无论多少，每个人都有固定的粮食定额。轻工、重工、学生、干部、老人、孩子，略有差别。粮食的种类，粗粮细粮、大米面粉杂粮等也都按一定的比例配给。每人三十斤左右的定量，在副食紧张、缺油少水的情况下，紧紧巴巴地将就着能填饱肚子。多数人能吃饱，少数人口多饭量大的家庭只好连汤带水混一个水饱。从小我们就听领袖的教诲：“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生活在城市，对于缺粮挨饿没有切身的感受，但从小就养成了节约粮食的习惯，用不着提倡什么“光盘”行动，我们小时候吃饭绝不能剩下，就是一粒米掉在桌上也要捡起来吃掉，“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这样的教育下，勤俭节约深入骨髓，想改都改不了。其实，何止是粮食，贫困年代，不用大肆宣传号召，穷怕了的中国人能省则省，绝不会乱花一分钱。

当年的城市得天独厚，粮食供应基本上能勉强维持。为什么说是勉强？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每个月25日粮店提前出售下个月的粮食，谓之“借粮”。到了那一天，粮店门前早早地就排好了长队，孩子大人眼巴巴地等着开门的时刻。许多人家快到月底已经是米缸面袋空空如也，就等着米面下锅了。这几天的缺口，不借粮恐怕是挨不过去了。

那时候，同一座城市，粮食供应的品种基本上是一样的，有时候一阵一阵的也没有准谱。在我居住的城市天津，白面供应过等级质量略差的“黑面”，大米供应过粗糙难咽的“高粱米”。现在我们经常吃到的大米白面，三四十年前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买到，每人供应一两斤。又白又细的精粉白面，我们称为“富强面”，最好的大米则是稻米。当年，这些看似奢侈高档的米面平时根本就买不到。这还是在条件相对优越的直辖市，其他城市的供应情况更是等而下之。后来得知，每个省市的供应情况都不一样，但好过三大直辖市的几乎没有。当年东三省的供应就比天津要差很多，粮食以粗粮为主，主打品种就是难以下咽的“高粱米”，食用油天津每人每月供应半斤，而东三省只有三两，地方主政的领导为讨上级欢心，表现积极，当地老百姓跟着吃苦，被人讥称“Ｘ三两”。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都有几次，我们要早早起来到副食店、粮店去买大油、肥肉、挂面等，炼好了猪油，装好食物，给远在东北的三姨寄过去。

那时候，吃饱肚子是天大的事，熟人见面，相互打招呼，用得最多的词是“吃了吗”，可见能吃饱饭是多么得重要。

城里人有定量供应，但大致只够当月的，家家户户无余粮，粮店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平时吃的都是陈米、糙米，偶尔粮店门口贴出布告：今天供应粳米。消息传出，大街小巷的街坊四邻奔走相告，人们三五成群跑去排队抢购，来晚一步很可能稍好的粳米就卖完了。

每个月到粮店买粮的情景我相信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在我的印象里，粮店似乎总是人山人海，门里门外经常排着长队。人们拿着粮本，拿着米面口袋无奈地等候。

当年的粮店一般面积都不大，百十平方米左右。门口设一柜台窗口，里面坐着收钱收票写粮本的服务员，交了钱，写好本，到旁边等着称粮装粮。靠墙码着一袋袋摞到屋顶的各种粮食，中间是一排木制装粮食的卧柜，2米左右长，近1米宽1米高，分别装着不同种类的米面及各种豆类杂粮，服务员照粮本上写好的种类、重量，用铁簸箕从槽子里铲出粮食，上秤称好，然后通过一个白铁皮做的大漏斗倒到客人带来的袋子里。那时候粮店卖的都是散装粮食，容器由顾客自备，买一回粮有时候得一家老少齐上阵，每个品种装一个袋子，人口多的，全家的口粮一两百斤，即使是成年人一次也运不回去，买一次粮，得兴师动众折腾小半天时间。

粮本是居家必备的“三大本儿”之一，另两个煤本、副食本，顾名思义，是买煤、买副食的凭证，同样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定量供应。那时候，“本儿”的作用大矣，这么说吧，居家过日子，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本儿”。没钱可以暂时去借，没有“本儿”，意味着你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过不好日子，连生存都成问题。您想，这“本儿”的作用有多大。

粮本是一个64开、骑马订，印制十分粗糙的小册子，别看只有薄薄的几十个页码，却关系着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吃饭问题，每个月供应多少斤粮食，供应什么品种，都由粮本严格控制着。有钱想多买几斤大米吃，对不起，下个月再说。凭本供应，限量销售，大米白面、粗粮细粮都按比例分配。

这是在平时，到了年节，粮本更是大显身手，一些平时不供应的品种，富强粉、稻米、挂面等，每人限购一二斤。

节日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细粮是按人口配备投放的，到了规定的时间你还没买，对不起，过期作废，概不补售，人家粮店不能总候着你。所以每到临近年节，粮店里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届时，男女老幼黑压压挤成一片，人头攒动，场面壮观，就跟东西不要钱一样。节日的热闹气氛在写满的粮本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粮本虽然是贫困经济、计划经济的产物，却在某种意义上保障着居民在特殊时期分配资源的相对公平。上至基层干部，下到黎民百姓，不分贵贱高低，供应的粮食品种人人有份，谁也别想多吃多占。凭本配给基本上体现了当年人们消费上的平等。过春节每人供应一斤富强粉包饺子，全市定价两毛钱一斤，你想多买几斤蒸馒头，门儿也没有，爷们儿，有钱也不卖。当然，这是说普通的百姓，享有政府“特供”的高级干部不在此列，人家有专门的商店、专门的渠道，属于享受特殊供应的人物。

小时候，最让我难忘的是冬天买红薯的情景。红薯，我们也叫山芋。下班时分，见粮店来了卡车，往下卸一麻袋一麻袋的山芋，大人孩子得到信息，兴冲冲地涌到粮店去排队。也许是露天无法存放，山芋那时候是从来不过夜的，都是当天来当天卖，粮店职工挑灯夜战，直到卖完为止。届时只见粮店门前人山人海，大人孩子吵吵嚷嚷排着长队，像土改时分浮财一样，推着自行车、地排子车，人拉肩扛，喜气洋洋地将一袋袋的山芋运回家。时间不长，院子里、楼道内就处处飘满了蒸煮山芋的香味。

现如今，人们的饭量普遍都不大，主食吃得越来越少，为什么？营养丰富，油水多了，肉蛋蔬菜、各种副食从来不缺。当年却百物奇缺，商品匮乏，主要靠粮食充饥。为了填饱肚子，中国人挖空了心思，想尽了办法，早在困难时期，有人就发明了许多粮食的增量法和代食品，像“瓜菜代”“人造肉”“双蒸饭”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山芋之所以受人们欢迎，原因无他，一是便宜，二分钱一斤；二是五斤山芋顶一斤粮食定量。精打细算的人们能省则省，冬天抢购山芋成了每年城市的一景。

二

自己买粮食做饭，当然离不开粮店，但是要想买点粮食做成的成品、半成品，诸如糕点、馒头、大饼、切面什么的，或是出门在外下馆子吃食堂，怎么办？除了花钱，还要交一定的粮票。

什么是粮票？就是购买粮食制品的票证。三四十年前，在供应紧张的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经历过一个相对漫长的“票证时代”。

类似的票证还有布票、油票、肉票、糖票、烟票、麻酱票等。有的票证称券或称条，如工业券、纺织券，自行车条、立柜条、电视机条，甚至还有火柴条、肥皂条、烟囱条等。总而言之，凡是定量供应或是相对紧俏的商品都由相关的票证控制。

对当年的城市居民来说，其他的票证有与没有，多了少了，似无大碍，唯独不能少了粮票。没有粮票，买不了食品，那可是关系到饿肚子的头等大事。百姓的粮由票来控制，粮票可谓是当年必不可少的“第一票证”。

粮票在社会上出现最早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这一年的9月，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粮食部印制了第一套粮票在全国发行使用，其后，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印制各地的地方粮票供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居民使用。

粮票要到居住附近地指定的粮店凭本领取，品种上分为粗粮票和细粮票，使用范围上又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全国粮票由于能在全国通用，只有因公出差或探亲的人员，凭一定级别的单位证明才能到粮店兑取，普通市民一般取不出全国粮票。

粮票的面额不等，一般分为一两、二两、半斤、一斤、二斤、五斤、十斤。比如早点买一个烧饼，除了交四分钱，还需要交一两粮票，收取的粮票面额与食品中原粮的重量大致相等。全国似乎只有上海、浙江等极少的省市发行过半两粮票，一两油条（餜子）有两根，精打细算饭量小的上海人有时吃早点只买一根油条或一小碗馄饨。不交粮票，国家吃亏；交一两粮票，顾客不干，这种矛盾，有了半两粮票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时候到商场买东西，不仅商品种类少，供应紧张，还挺麻烦，出门购物，不光得带钱，还得带各种票证，少一样也不行。好不容易看好了一件上衣，递上钱和布票，人家售货员却不卖给你，得要纺织券。为什么？那衣服的材质是化纤的，等你从家里取了纺织券再来时，说不定那件衣服早就让别人买走了。那年头买东西，就像后来人们常说的：有钱不是万能的。光有钱没有相应的票证，有些商品还是买不到。

粮票本来只是购粮的凭证，本身不具有价值，不属于有价证券，国家严禁在市场上买卖流通。因为粮食受定量限制，粮票便显得相对抢手，具有了一定的交换价值。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倒卖，但是在私下里，粮票还是进入了民间的流通领域，并约定俗成，有了一定的价格。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比城市更加贫穷困难，城镇居民好歹吃着商品粮，每个月吃饭不成问题，而广大的农民兄弟只能是吃饭靠天、穿衣赖地了。心眼活泛、有点经济头脑的农民开始用农产品到城里偷偷捣腾粮票、粮食。大街小巷那时经常能看见推着自行车的农民在那吆喝：“换大米嘞，换鸡蛋嘞。”你拿钱买，人家还不卖，得用粮票换。为什么？农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吃不饱，有了粮票，买点商品粮，一家老小的口粮就有了指望。记得最早的时候粮票相对金贵，我的一位邻居当年用五斤粮票换了一只大公鸡，许多城里人当年都用粮票换过一些农产品。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过紧日子，父母平时极少给我们零花钱。想买点东西怎么办？只能从嘴里省。我那时生活在姥姥家，早上随便吃一点剩饭再去上学。家里实在没有早点，姥姥或母亲偶尔会给一点钱让我在路上买着吃，一般也就是一毛钱。这一毛钱我攥在手里能捂出汗，琢磨来琢磨去舍不得花。不吃早点饿一顿，就能把省下的钱买点糖呀豆呀等零食解解馋，就能买点弹球儿毛片儿什么的过过瘾。可试过两回，不吃早点还真顶不住，到了上午课间操的时间，饿得头昏眼花，手脚无力。没办法，“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只好专款专用，早点还得吃，但可以想办法省。到了早点铺，花六分钱买一个烤饼，二分钱买一碗豆浆，吃得肚子溜圆，头顶冒汗，截留下来的二分钱，纳入私囊，日积月累，也能攒出一点点零花钱。省下的粮票怎么办？当然让它物尽所用。当年，街上常有一些进城的农民背着口袋，里面装着炒熟的葵花瓜子，用粮票来换。二两粮票可以换一大酒盅瓜子。我那时省下的粮票大多换了瓜子吃。这东西当年也是稀罕之物，平时根本见不到，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凭副食本供应几斤。我们几个同学将换来的瓜子装在衣兜里，一路走一路嗑，小小的瓜子带给我们难得的快乐与满足。

当年，我还曾经“捣腾”过一段时间的粮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参加工作，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同学被单位派到外地大学进修一年外语，每个月买饭票要用全国粮票。那年头，全国粮票十分紧缺，人们到外地出差，凭单位证明信一次也只能取出三五斤，至多不过十斤八斤。同学来信找我帮忙。受人之托，义不容辞。几百斤全国粮票不是个小数目，我想尽了办法，找门路托关系，最后七拐八拐找到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在一家大饭店的餐厅当服务员。饭店住的都是外地的客人，吃饭得用全国粮票。朋友的朋友假公济私，能偷着换一点。每个月我都骑着自行车带上点小礼品到饭店去换粮票，然后寄给同学。这点情分，老同学至今不忘，人家后来混成了一家大企业的老总，事业有成，收入颇丰，每年春节访贫问苦总不忘我这个码字的弱势群体。我心里清楚，人家念的是旧情，始终记着当年我一次次换的那些全国粮票。

那时候的粮票是增进人们情感的最好物证。孩子多、定量少的家庭能有人接济一些粮票，肯定会让人长久感念、铭记在心。对有些家庭来说，粮票甚至比金钱更重要、更需要，那一张张印制朴质、画面简单的粮票是每一个城镇居民一家老小的生活希望。

当年，姥姥主持家政，全家人的柴米油盐、吃喝穿用全在老太太的筹划运作之中。记得有一年冬天，家里天天晚上喝面汤，手擀的面条、面片，加上白菜、土豆、胡萝卜等煮一大锅，天天如此，从不换样，吃得缺油寡水，嘴里能淡出鸟来。我们几个孩子叫苦连天，忍不住问：“姥姥，怎么天天喝面汤，咱能不能吃点别的？”姥姥不说话，大人们也不说话，这种少滋寡味的面汤至少喝了一个多月，实在是吃怕了。直到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年冬天，老家农村闹灾，一位近亲来信告急，一家老小缺吃少喝，上顿不接下顿，眼看要饿肚子了。姥姥把一家人的口粮省下来一部分寄给了亲戚。那一年，天天喝面汤的情景记忆犹新，姥姥扶危救困的品性让我们由衷赞佩。

城市中的供应稍微好转，副食品逐渐增多以后，粮票不再那么紧张，也相对贬值了。过去二三斤粮票能换到的一斤鸡蛋，后来得用二十多斤粮票，身价跌了近十倍。到了80年代中期，买食品没带粮票的可以用钱贴补，少交一两粮票加二分钱，一度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记不清是哪一年，国家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居民购粮再也不用粮本了，红火一时的国营粮店也在街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人手里存的成百上千斤的粮票一夜之间也成了废纸，粮店、粮本与粮票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名词，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它们的消失无疑是时代进步的明证！

张映勤，1962年生。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编审，《天津文学》杂志主编。出版有《寺院·宫观·神佛》《佛道文化通览》《中国社会问题透视》《口红与猫》《浮生似水》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学术文章等数百篇5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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